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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观

电影作品中的五四精神

2014-05-05 作者:谢子竹 已有808人阅读

从1919到2014,五四运动距今已95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不同年代均有影视作品试图对五四精神进行解读。在每一次解读的努力背后,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应时代的印记。

一、1919年-1949年:重新安置人

时代主题:帝制结束,政坛波动,推陈难出新

代表作:《孤儿救祖记》(1923)

民国成立至五四运动之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震动,以领导层的不断更迭为例:1911年辛亥革命,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溥仪退位,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6年袁世凯退位;1917年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失败;再至五四运动后的北伐、抗日、国共内战。如果说帝制终结使民众的意识形态遭遇割裂,那么之后持续的社会动荡则对精神的重新安置形成牵动,使其游离在新旧社会的夹层中——前朝的反压迫思想仍有延续,兼不断探索帝制结束后精神的重新安置。

上世纪二十年代涌现出一批探讨家庭伦理与妇女题材的电影,其中出品于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是我国最早的长故事片之一。影片讲述了富翁杨寿昌冤枉儿媳余蔚如并将其赶出家门,后被孙儿余璞相救,真相大白,一家团聚。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电影论坛”上提及这部电影,称“遭‘一连串苦难’‘兜头浇下’的、贤良不幸的女主人公清晰提示着《秦香莲》、《琵琶记》(赵五娘)等前现代经典剧目。然而,稍作细查便不难发现,这个稔熟的故事之戏剧转折点 —— 孤儿救祖、祖孙相遇的空间场景却意味深长; 那是祖父为贫民兴建的现代义学。……这与其说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化的绝对游离与滞后,不如说是文化现代化的张力与焦虑间的一条相形苍白、细弱的平行脉络。” 戴锦华指出,“通常伴随着社会变革而发生的文化革命的具体蕴涵”就在于“重新安置人”。她认为,“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觉创造了文化断裂,那么电影所面对的(主要是城市)观众则正在经历结束千年帝制、步入现代社会结构的张惶。”①

 

电影作品中的五四精神

 

《孤儿救祖记》剧照

二、1949年-1966年:“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时代主题: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

代表作:《青春之歌》(1959)

1949年后十年,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如1950年的镇反运动与土地改革、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等。“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之一的《青春之歌》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细致刻画了女主人公林道静通过投身抗日救国活动,原先的“小资产阶级主义”思想一次次受到触动的演变过程。林道静的第一次被触动源于结识了爱国学生卢嘉川,从而开始在执教的院校向学生宣传抗日;而卢嘉川的被捕牺牲致使林道静与自私市侩的丈夫余永泽分开;后林道静被捕,逃往定县时亲眼目睹了农民的苦难,革命意识进一步觉醒;林道静第二次被捕入狱时,狱友郑瑾施予援手并最终牺牲,经历重重磨砺的林道静最终成为了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春之歌》拍摄筹备期间曾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气息浓重,《青春之歌》有美化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调。后来影片拍摄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周恩来表示,“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电影作品中的五四精神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坚持无产阶级革命

时代主题:工农结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代表作:《大浪淘沙》(1966)

经历了1950年代的逐步改造,1960年代的文化建设在方向性上显得更加明确,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念进一步深化。拍摄于1966年的《大浪淘沙》主要讲述了几位知识青年在革命浪潮中的选择,影片的四位主人公是一同进入山东第一师范学校的好友,其中靳恭绶和顾达明在校结识了共产党员老师,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坚持革命,参加秋收起义;余宏奎则投靠了国民党,潜往长沙企图策反,后被昔日同学靳恭绶枪决;加入了北伐宣传队的杨如宽则在北伐失败后做了逃兵。影片号召中国青年坚持工农结合的革命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浪淘沙》被划为“严重歪曲革命史实的反革命影片”,位列“十大毒草影片”之一,直到70年代才随导演伊琳的平反被重新评价。

 

电影作品中的五四精神

 

四、改革开放后:重新审视人性

时代主题:改革开放,人道主义复苏

代表作:《黄土地》(1984) 《晚钟》(1988)

 

随着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重新透气。在新文化的冲击下,第五代导演(八十年代从北影毕业的导演)纷纷跳出桎梏,重新审视民族心理。电影《黄土地》讲述了八路军顾青来到陕北收集民歌,向住家的姐弟传播新思想,姐姐翠巧最终因反对封建婚姻而跳河自尽的故事。南京师范大学电影电视系副教授贾冀川评价其为:“《黄土地》把整个中华民族作为审视的对象,暴露其丑恶的文化因子,思考其存在的理由,探寻其重新振作的精神力量,它以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责任感体现了沉甸甸的思想分量。”②

1988年的电影《晚钟》对于人性与民族性的挖掘则更加成熟,通过描画几位中国军人对待日军俘虏的态度,以更广义的方式阐释了人道主义思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晓云在与韩炜合著的《新中国电影史话》一书中指出,“只有仇恨教育而没有爱的教育和人道主义的启蒙,即使是战争的胜利者,在文化上仍然会处于失败的地位。”③

 

电影作品中的五四精神

 

五、世纪交替之际的五四电影:对列强说不

时代主题:港澳回归,中国可以说不

代表作:《我的1919》(1999年)

《我的1919》以1919年的巴黎和会为背景,讲述了代表国民政府的外交家顾维钧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故事。在此之前,大陆的五四电影鲜以国民党员的视角叙事。《1919》一片的出现,说明随着港澳回归与新世纪来临,中国与世界进一步接轨,时代的叙事口吻从单一转向多元化,对于“国家荣誉”一词的认知被放到世界舞台上重新审视。此外,《1919》一片中,即使在“弱国无外交”的游戏规则下,外交家顾维钧也敢于第一次对列强说“不”。时值世纪交迭,对于国民应以怎样的意识应对西方思想冲击,这部影片具备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电影作品中的五四精神

 

六、二十一世纪以来与五四相关的电影:主旋律叙事

时代主题:中国加入WTO,大国崛起

代表作:《李大钊》(2009) 《建党伟业》(2010)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跻身世界前几大经济体等,中国在国际上开始拥有话语权。作为国家崛起背景下的历史题材影片,五四相关影视作品多为主旋律叙事。出品于2009年的电影《李大钊》以历史人物生平为叙事线索,再现了李大钊少年求学、后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并推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事迹。2010年的电影《建党伟业》则围绕历史事件展开,讲述了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奋斗历程。

 

电影作品中的五四精神

 

后记:

影视作品作为对于时代命运与审美的记录,精准地反映着时代诉求与社会心理,每一时期出现的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被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烙印。五四相关电影作为影视作品的一个分支,如实记录了这个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意识演变——从与封建决裂后的重新安置,到无产阶级意识的统领,再到改革开放后人道主义的复苏与民族意识的重新定位,直至新世纪以来的主旋律叙事,呈现出一条完整的基于意识演变的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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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四”记忆中的精神与电影》,《电影艺术》第326期

②《五四精神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戏剧文学》2009年第5期

③《新中国电影史话》,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

(责编:liangl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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